但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张力的不足也使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内倾性格与保守趋势，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文化发展的张力及其对异质文化的吸收与消化能力。

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以及从民国之复辟历史得到教训的一代知识人，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赞成思想钳制的。不同的是，这一回加上了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民族危机进一步严重的新形势。

类似的表白也恰恰是赞同与曰提倡者们的重要依据之一。其论点是，《经训读本》一 文字艰深，二 含义玄奥，三 侧重孝的方面，四 标目抽象，五 不合教学法，六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何炳松在为所刊意见分类时，也相当的艺术。] 唐文治的文章一开头便说：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社会的治乱、世道人心的厚薄，关系于教育的原因还不及关系于政治、社会、经济的力量来得大。

[ 关于唐文治与无锡国专的情况，可参见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刊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现代中国》第1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纯粹的老派学者，在他们看来，只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或可敬而不可爱，或仅是老生常谈，除非伪道学家言不顾行，不需太过认真计较。(30)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4～236页。

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20世纪末，美国学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先后发表《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等文，据实揭示了宋高宗、秦桧与《春秋胡氏传》的关系，指出王夫之在《宋论》中严厉批判了胡安国的《春秋》注，但认为王夫之与朱熹一样都说胡安国没有看透秦桧的本质，却不完全合乎实际。(4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42～1143页。你王安石讲天变不足畏，我就偏要讲天人感应灾异谴告。

高行周拒之于澶洲，而一战不胜，收军北去……阳城之战，符彦卿一呼以起，倾国之众，溃如山崩，弃其奚车，乘驼亟走。(59)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载《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二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抑岂履霜弗戒，而必于‘今将也乎？那么，又如何理解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王夫之解释说：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谓也。景延广被罢免后，桑维翰固争于重贵，复奉表称臣以示弱，然后孙方简一叛，大举入寇，而重贵为俘。(67)王夫之：《宋论》卷十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03～304页。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晚明则是徐光启等人所实践的引进西方军事技术。

(3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八，第3162页。文定立廷论道，引经比义，既欲外亢，伸首趾之尊。(5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247页。可是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相时的情况却不同了：已而群盗平矣，诸帅之军益振矣，屡挫女直之功日奏矣。

即使所事者是为天下所共奉之君，也还有比君臣之义更高的民族大义，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志在《春秋》，道由忠恕。

只有能保其类者才能为之长，只有能卫其群者才能为之丘(丘，丘赋，古代田赋制度，此处指向老百姓征税的权力——引注)，是以君权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79)。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

⑧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褒赠伊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9页。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被宋高宗完全颠倒了。(18)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载《宋史研究集》第3辑，台湾，编译馆，1966年，第116页。(7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六，第2150页。(7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5页。王夫之认为，道学被宣布为伪学，是朱熹自取其咎。

……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视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者，又奚若也？……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僇，晋、宋如合一辙，亦古今之通憾已。师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

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73)程颐：《春秋传》，载《二程集》(下)，第1086、1093、1094页。

《文宣王赞》曰：大哉宣圣，斯文在兹。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曾论述过西方思想史上有一种多少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相反心理的作用，这种由相反心理所导致的思想对立，从胡安国执意与王安石立异可见一斑。

(35)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6页。(一)论五经之文无防制权臣之道，批评胡安国《春秋》学为宋人之私 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以丰富的经学知识和历史知识，进一步揭露胡安国《春秋》学出于宋人之私而非圣人之旨，并论及其对于宋高宗诛杀岳飞的作用。(45)对于桑维翰这种卑劣行径，刘知远、杜重威、景延广皆交诋其非，后世有识者推原祸始亦怀余怒，可是胡寅竟褒奖其为不为身谋的贤者，如此立义，岂非颠倒黑白？ (三)批判胡安国称兴晋者桑维翰，亡晋者景延广 石敬瑭死后，景延广执掌朝政，改变向契丹称臣的政策。对内横征暴敛，又无道义的合理性，其灭亡是必然的，而这一切正是桑维翰的作为所导致的。

一百多年前，王夫之对《春秋胡氏传》的批判开始为学者所提起。(49) 最后，论定导致后晋灭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桑维翰，景延广无罪：以石氏论，称臣称男，责赂无厌，丑诟相仍，名为天子，贱同仆隶……重敛中国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欢，军储不给而军怨于伍，流离载道而民怨于郊……石氏之亡，桑维翰实亡之，而奈何使延广代任其咎也。

(2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八，第3155页。(26)王夫之：《春秋家说》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47～148页。

(82)朱熹：《垂拱奏札三》，载《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页。其六，《赐秘书省手诏》所宣示的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更明确昭示了南宋朝廷君臣际合、帝王与理学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同盟的正式形成。

直到嘉泰二年(1202)，才正式宣布弛伪学伪党之禁。敌服其探伺精的类若此，故语塞。以此为荣，而教衰行薄，使后世以儒为膻，而儒为天下贱，胥此启之也。(4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1142～1143页。

王夫之以这一观点重新评说历史，发出了许多在道学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惊世骇俗之论。而朱先生侍讲，首以侂胄为言，何哉？既约彭龟年共攻之矣，他日经筵复留身论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决去之而后已。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927、2379、2856页。(三)论国家富强 与胡安国所传《春秋》经旨相一致，朱熹亦强调：制御夷狄，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

内容提要：宋高宗一朝执政治文化之牛耳的不是余英时所说的王安石之学，而是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春秋》经学。四、论绍兴和议、庆元党禁和韩侂胄北伐 绍兴和议、庆元党禁和韩侂胄北伐是南宋历史上的三大事件。